《民以何食為天》：從一份文學報告看食品安全
《南方周末》
2008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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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處：http://www.infzm.com/content/17261/0
食品安全關系到廣大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關系到經濟健康發展和社會穩定，關系到政府和國家的形象。各地區各部門必須牢固樹立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思想，全面履行人民政府的職責，切實把食品安全工作放在突出位置抓緊抓好。——溫家寶
2006年《民以何食為天》入圍兩年一度的德國“尤利西斯國際報道文學獎”。英文、德文、意大利文、韓文、日文版相繼出版。2007年1月，《民以何食為天》由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中文修訂版。
2008年8月，中國作家周勍的《民以何食為天》日文版獲日本《產經生活新聞》“期待暢銷書”銀獎。這家面向已婚婦女的報紙，從2007年開始舉辦“夫人選的BOOK大獎”，今年是第二屆。各界專家和讀者代表從557冊報名的出版物中選出各領域的20種書，最后由讀者投票決定獲獎作品。圖書評選分“期待暢銷書”、“能提高家庭婦女能力的書”和“想讓丈夫讀的書”三類，各設金銀銅三等獎。《民以何食為天》獲得了“期待暢銷書”類銀獎。
2004年9月，周勍花了兩年時間調查，寫出十五萬字的《民以何食為天》，最初發表于《報告文學》。這部被批評家形容為“觸目驚心”的報告文學一出世就引起各方關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書報文摘》進行選摘。
在2003年的時候，周勍想寫一部關于中國人精神消費現狀調查的書。起因是看到讀中學的兒子所學的教材多年不更新，就想把中國人的精神消費作一個系統的觀察。他對人說這個計劃，聊著聊著就有人說，還精神呢，吃的問題遠比精神問題大得多。于是他決定把食品當一只麻雀，來解剖當代中國社會的現實。
“比跟蹤毒販還驚險”，是周勍對調查食品安全過程的自況。
2004年8月份，周勍通過“線人”聯系到一個專賣“瘦肉精”的老板。講明是家里老人得了一種慢性病，需要“瘦肉精”做藥引子，想買一點。對方開始非常警惕，在線人的一再解說和央求下，勉強答應了這樣一種不亞于販賣毒品似的交易方式——先把錢給他，再告訴他詳細地址，然后他再通過郵局快遞“瘦肉精”。等一切談好后，趁對方不注意時，周勍悄悄拿了一把“瘦肉精”。可待周勍和線人坐上公共汽車暗自歡喜地往省城趕了近一個小時的時候，險情發生了：“三四輛摩托車發瘋似的攔在了我們的公共汽車前，他們一個個揮刀舞棒，不由分說地幾乎是把我顛倒著拖下了汽車。幸虧我也算見過一些所謂的江湖世面，一口咬定就是為家里的老人治病心切，這樣方才得以從刀棒之下脫身。”
這個工作做了一半，困難重重。使周勍最后下決心全力投入食品安全調查和寫作的動力之一是一件小事。一個西藏朋友的姐姐得了子宮癌，周勍到北京腫瘤醫院幫忙去找醫生。他在醫院的掛號大廳排隊。北京腫瘤醫院匯聚了同領域最有學術水準和經驗的醫生，全國各地腫瘤醫院到這里觀摩腫瘤手術的醫生，兩年前排隊都排到2009年。“有一個小女孩在地上跪著哭，她跟醫生說，媽媽的奶牛壞了，求你們給媽媽掛個號，我一下沒反應過來，跟她聊，才知道她媽媽是乳腺癌，后來還真幫她掛上號了。我跟一個著名的腫瘤學家談，她說三分之二癌癥是吃出來的。婦女得乳腺癌和子宮癌與缺乏安全性的飲食和化學品的污染有關。乳房是每個人生命得以延續的東西，子宮是每個人生而為人之前的第一所房子，這些都被病患所損傷，不做點事會覺得自己沒法面對。”
《民以何食為天》發表后，周勍曾先后訪學于美國、德國、意大利、法國、瑞典和俄羅斯的相關學術機構，就全球性的食品安全問題做多場演出，他成了一個食品安全的布道者。
“吃的問題遠比精神的問題大”
南方周末：當初為什么想寫這樣一本書？迄今為止讀者對這本書的反應出乎你意料么？
周勍：實際上最先是想做一個中國人的精神消費。我想把中國人的精神食糧是什么東西，做一個切口。聊著聊著就有人跟我講，還精神，吃的問題比那個大得多，我開始做的時候想把食品當作一只麻雀，來解剖當代中國社會問題。2002年下半年我開始做的時候，中國食品業一片太平，沒有什么事。我本想打動別人的思想，最后打到別人的胃上。從頭腦滑到了胃。我的書剛在《報告文學》上發表的時候，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就有人買到了，他們摘錄了約兩萬字發在《書報文摘》，據說高層很多人都批了字，他們覺得我的書還是比較正面的。從這本書出版到現在，還沒有什么惡意的評價。
南方周末：寫完《民以何食為天》以后，你還繼續關注食品安全的問題么？
周勍：還在關注。我到各地演講，國內國外跑了很多地方，具體的想法基本就是“自救”吧。就是要教會大家如何應對食品安全的問題，要教會消費者，更重要是教會加工者和生產者如何加工生產，當然這應該是政府的責任，但也是民間的責任。農民如果不知道如何加工自己的食品，消費者如果不知道怎么消費，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我覺得這是民間社會應該負起的責任。我在日本認識一個老太太，她在日本搞無公害農業，她就是一個家庭婦女，但搞得非常好，跟她周圍的人十家八家聯合，然后再跟附近的農場簽訂合同，說你們種糧食和菜的時候不放農藥或者少放，按規定放，我們這幾家人就上你那里采購。這就會形成良性的互動。這個日本老太太是1970年代搞的，日本那時民族主義興盛，人們說她是瘋子，砸她家門，砸她家玻璃，燒她家東西，但是到現在，這樣的機構遍布日本全國。中國現在也有，北京有個農場主，是一個從美國回來的臺灣人陳禮貞，她在東郊搞了一個名叫又牛又綠、七十畝的家庭農場，跟日本一樣，十幾二十家人，都在那里定期采購，這樣慢慢地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食品安全的環境，我覺得這是中國將來的希望。改變食品安全狀況，教會生產者、消費者應該學習的東西，更重要的是培養一個人的群體組織能力，這是對將來社會變革、變化的良性的促進。
“食品安全問題全球都有”
南方周末：你的書里描寫了食品安全的現狀，本土的調查多，國外的食品安全你關注嗎？
周勍：當然。食品安全問題全球都有，食品安全的歷史也是跟人類進程差不多，從吃不飽到吃飽，到吃好，到吃安全，是這樣一個過程。吃不飽的時候是什么都吃，安全問題是不用講的，這是人類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進程中的必經之路，一個好的制度會讓這個道路越來越短，成本越來越少。1906年，在美國小說《屠場》出來以前，美國的食品安全狀況一定比現在中國糟糕得多，美國扒糞運動就是從《屠場》開始，促進了美國的新聞法和食品安全法的出臺，改變了美國的食品現狀。
再比如日本，上世紀50年代左右食品安全狀況非常差。有一個教授叫田中克巖，他給我講那時候美軍駐日本，小孩子頭上出虱子，就用六六粉直接噴到頭上，蔬菜也是這樣噴。隨著社會越來越發展，其他國家發展的經驗，比如說像食品安全方面的經驗，要有一個良性的制度，像海綿一樣吸收這些好經驗，過濾掉廢物或者渣滓。
南方周末：以你長久的觀察，食品安全最核心的問題是什么？
周勍：是制度和成本問題，資本以利益最大化為目標，所以食品商也好、相關企業也好，通過造假，為食品施加添加劑也好，都是為了獲得最大的利潤。如果一個國家法治健全的話，一般的商人不敢冒這個險，一旦犯法，他就有可能傾家蕩產，甚至永遠不能從事這個行業。
食品安全管理在歐美是非常嚴格的。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2006年在德國，出現過一個土耳其烤肉事件，過去在冷戰期間東德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土耳其過來的勞工，慢慢地土耳其人就待下來了，和東、西德開始做生意，他們和在海外的中國人一樣，謀生的手段一般是做餐飲業，土耳其烤肉有點像中國的肉夾饃，滿街都做這個。有個司機發現了土耳其烤肉里面有過期的肉，他開車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運肉，發現肉有味，就馬上報告了警察，查出來這個肉有問題。然后土耳其這個肉店老板自殺，在很長一段時間土耳其烤肉店的生意蕭條。今年8月，我在德國看到土耳其的烤肉還沒緩過來，很少人去。更重要的是，揭露這件事的司機成為當地的英雄，民眾很尊敬他。
南方周末：中國的食品安全管理和西方的有什么差別？有哪些經驗是可以借鑒的？
周勍：西方有個標準是“我用手中的鈔票為我的食品安全投票”，就是促進食品安全非常重要的方式。當然，它們食品安全的管理極其嚴格，特別是北歐和美國。1999年我去美國住的時候，有時候去買菜，四棵小白菜，想想應該很便宜，結果花了我幾美金，我平時一美金買一堆，后來才知道這真是有機的，沒有化肥沒有農藥的，這就是說西方的食品安全管理已經很成熟。在俄羅斯賣西瓜是不能把西瓜打開的，我在俄羅斯買西瓜說要把西瓜打開小口看生熟，賣瓜的人說不允許，俄羅斯賣西瓜沒有一個帶刀的，刀上如果有污染呢？這是法律規定的，幾十年了。俄羅斯按說生活水準跟咱們差不多，但是這方面有非常嚴格的法律規則。
我個人認為，對食品工業適當地開放傳媒監督，是扭轉食品安全現狀的惟一有效方式。由于法律成本過高，加之老百姓沒有鑒別食品安全與否的專業知識，因此，在食品的消費過程中，一旦發生糾紛，消費者是弱勢個體，無法抗衡食品加工企業。只有政府出面調解，才能負起這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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